2008年左右，小飞离开了《Miss格调》，专职做助理。一开始单打独斗，后来活儿越来越多，他开始叫身边朋友来帮忙。起初只是心想让有些没工作、或者工作时间比较自由，并且有车的哥们顶个场，但之后小飞觉得活儿挺多，一个月下来挣得也不少，干脆自己领个头，带着大伙一块干就成了。
2008到2013年几乎是中国时装杂志最鼎盛的年代，广告销售经理们总有签不完的订单，随之而来的别册、软文需要大量编辑负责拍摄的内容。此外，各本杂志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也是鼓足了劲儿奔赴在赶英超美博门面的路上：大制作、大明星的拍摄络绎不绝，对助理的需求更是旺盛，你可能听说过那些拿着微薄酬劳却干着最辛苦的体力劳动的助理们，因为一些意外问题被编辑骂到精神失常的故事——那是中国时装编辑们最耀武扬威的日子。
大部分杂志助理都是在校生，流动性大且经验不足，往往好不容易被“调教”出来，又因各种原因离开。小飞则不然，他的“助理公司”旗下的人，都经过他一手培训，从跟品牌发邮件借衣服、跟踪整理、片场跟拍到后期还衣样样在行——“小飞的助理们都挺好的，用他我放心，就是价钱有点贵，所以我一般都是在大拍摄时找他。”某时装刊物的时装总监说。
“一开始一个活儿就是是行价，300，后来油钱、物价涨了，我们也跟着涨了，从500到800。那时候杂志的活儿多，我这好点的助理一月能赚万把块，差一点的5000来块。我自己干的少了，主要就是给他们统筹安排工作，再接着开始收一个所谓的份儿钱，每人500，一来就当大家给我一工钱，二来我琢磨着用这钱大伙儿谋点新事儿干干，因为已经有点规模了。我们最后买了一金杯，也雇了司机，但结果发现没什么大用，就给卖了，不过算是没赔没赚。”
当“助理公司”头目的日子里，小飞的生活很辛苦，满脑子都是样衣、快递、人员安排，一睁眼就是大量的电话、短信：“基本晚上都得一两点睡觉，可能睡不了俩小时就得起床，有一次我出错就是因为睡过头了，（康乐）康老师本来约好让我早晨去机场接他，他那次出差回来拿了好几箱东西，但我起晚了，后来玩命往机场赶，路上我跟康老师打电话道歉，他说你不用来了我自己打上车了，我知道他不是小心眼的人，但这些年为这事儿我还是挺自责的。”
“不过多晚我都会回家，因为我只要回去了，我媳妇才能安心，”小飞的太太算是她的发小，俩人因为一次拍摄相识，“有次拍美容片，得让模特剪短发，我找了多少个姑娘都现场一听就都跑了，后来把我媳妇找来了，没想到她一听特痛快就答应了。再之后《Miss格调》办了个类似相亲会的活动，我叫她也去了，现场有人跟她搭话，我说对不起这是工作人员，不参与此次活动。”
小飞工作室
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流行，时装杂志的好日子逐渐成为过去，小飞开始为“助理公司”的未来踌躇，但天道酬勤，在过去几年积累的业内口碑给了他第二次转折：“我得感谢原来Loewe的Alice（现任某精品皮具集团北京区公关人员），Alice大姐一直向上海总部市场和公关部门那边力荐我，让我赶上了Loewe这个客户。那时候编辑之间不得老自己转衣服吗，这家用完了转下家杂志，有时候还得转给明星经纪人，其间可能就会发生一些问题；另外一般品牌、杂志用的普通快递也不管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送到就完了。送丢了也是常有的事儿，或者一开箱发现少了东西，但双方都说装的时候没问题。”
小飞所说的样衣丢失，正是杂志编辑、品牌公关的噩梦。大部分品牌面临和杂志一样的问题，做最基础、也是最复杂工作的样衣小弟小妹流动性大，而有些品牌也因为在华规模较小，甚至不具备专业的样衣间和相应人力。如何保证能为在京数目较多的媒体、艺人提供品牌新款时装从而提升曝光率，同时避免丢失，一个做中间协调的第三方样衣间需求诞生了。
“Alice的推荐下，我接了第一个客户Loewe，他们把样衣都放在我这，编辑和经纪人跟他们邮件沟通借衣后，客户会把邮件转给我，我在从中协调怎么给人送，还有拿回来的事儿。因为也干了这些年嘛，这圈里的人都算认识，做起来也还成，当时一个月给我的服务费是5500元，我找外面开个发票花500块的点儿钱。还有你知道Fendi不是把样衣直接放在店里让店员拿给编辑嘛，结果他们丢了一次店货，店员抱怨肯定是自己去库房拿样衣时店里人员不够才闹出丢东西的，后来他们也找到我，把样衣放在我这了，我给编辑送，等他们拍完再拿回来。一茬接一茬，Dolce & Gabbana有次做新品预览，他们人手特别少，新衣服到了还得整理熨烫、按照规定搭配，根本忙不完，问我能不能来帮忙，我说可以就接着聊费用，他们说香港那边的老大决定按一天100给我，整个下来七天700块，我开始想这太低了，但琢磨下就当是赚个人情赚点名声吧”。
Dolce & Gabbana的预览完成地非常顺利，小飞过往的人脉积累甚至能充当临时公关的角色，这让他获取了甲方的信任：“后来他们又找我，我就说咱能不能涨点钱，Dolce的姑娘说没问题，我们老板指名道姓要你来，说小飞很重要。”
“慢慢做久了，有些品牌的人跳槽到别的品牌了，也会找我继续做。”如今，小飞服务的客户扩展到了Celine、Gucci、Bally、Saint Laurent Paris，KARLA OTTO，MaxMara等，也有晚辈开始尊称他为“飞哥”了。他注册了公司，取名“F.Center飞盛思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给员工上了五险一金，在东四环租了一处300多平的工作室，一半用作样衣间，一半用作摄影棚。年迈的父亲平时也在这里，老爷子气度不凡，也算沾了儿子的光，几乎所有涉及老男人主题的时装片，小飞他爸都客串当模特拍过了。
“客户多了嘛，得公对公了，得有正规发票。”现在，单个品牌付给他的服务费已从当年的四位数上升到了五位数，算上客户总数，小飞的收入今非昔比。对品牌而言，这是一笔划算的生意，因为就像之前在做助理时得到的评价一样，小飞让人放心。
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小飞也遇到过棘手问题，结果导致他失去了一个顶级品牌客户：“有次把东西送回品牌那，他们说少了一件东西，但我们都是有过清点登记的，后来交涉过程中我听说品牌认为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员工拿走了，但我绝对相信我的同事不可能这样做，接着品牌就不和我们合作了。”
“你哭过吗？”回想起我见过的那些因为一点小事儿便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助理们，以及就连我这个自诩不爱哭的人，也曾有被冤枉后眼红偷偷抹鼻子的经历，眼前这个对自己和同事要求极高的前辈想必也有过。
“哭过，就是因为那次丢了客户的事。”那次事件后，小飞在回家的路上，一边开车一边抹眼泪——他的手不大，挺厚实，习惯了整理堆积如山的样衣，也有劲儿搬整箱整箱的重物，但用来抹眼泪却不多。“我心里有点委屈，给媳妇发了微信，媳妇一劲儿安慰我——嗨，但我知道我还得自己消化这事儿，这些年就哭过那一次。”
真金不怕火炼，小飞的业务持续进展，陆续还有几个顶级品牌将要进入他的客户名单，甚至他还想扩充在上海的业务。这个既不是公关公司，也不是快递公司的第三方样衣间，在夹缝中生存得游刃有余。时装杂志或许没落了，但只要零售还在，这些品牌还要在中国用样衣做媒体、名人推广，那么小飞的买卖就能继续。
尽管没受过多么高的教育，但小飞对待生活的态度就像他对工作一样质朴又智慧，他七岁的女儿漂亮得让平日极为谦虚的小飞自己都不羞于称赞：“随她妈妈，你看我这样是拿不出手了，但我闺女能见人。她妈脾气不好，总说她，我就跟我媳妇说你瞅，咱们姑娘一直在学怎么做个更好的女儿，你也应该学着做一个更好的妈妈。有阵子我去接我姑娘放学，我一般把车停在离学校远点的地方，不是怕同学之间攀比家长的车啊，我是想和我姑娘走会路，就跟我小时候家里来接似的，因为平时忙，能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我还给她写过一封信，我说就算你长大了给我带回来一个女孩也没所谓，爸爸会学会分享你的幸福。”
当然，我们不能免俗地聊了聊关于小飞工作室的未来：“我也想过有个更稳定的靠头做大些，这样我们就能显得更正规啦，比如登记样衣的公司信纸，全都是印着公司Logo的好纸。现在咱毕竟还是小，在这些环节我能省还是得省着点。之前也谈过一些类似的合作，可觉得还是不成熟。”
整个聊天的过程中，小飞接了9个电话，手机屏幕上排满了微信通知，但出于礼貌，他几乎没碰过手机，我知道不能再耽误他的时间了。
“你怎么来的，开车吗？”临走时我问。
“没，我骑工作室的电动车来的，这个快”。
“你们还有电动车呐！？”
“汽车、电动车都有，都有用”。
没有必要感谢小飞，因为他不是这个行业的雷锋；也并不想在结尾再度说尊敬小飞，因为说了跟没说一样。可倘若是换成一下这番话，我想大部分人不会反对：
我们都爱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