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安娜·温图尔( Anna Wintour )、大卫·雷姆尼克( David Remnick )和格兰顿·卡特( Graydon Carter )登门拜访了S·I·纽豪斯( S. I. Newhouse Jr. )。在纽豪斯的带领下，康泰纳仕集团跻身成为一家耀眼的传媒帝国，纽豪斯钦点三人掌舵集团旗下的三本招牌杂志。
经济形势开始走下坡路。这场波及传媒界的经济危机已然关乎整个行业的生死存亡。年逾 8 旬的纽豪斯即将结束他的职业生涯。温图尔、雷姆尼克和卡特很担心，他们把这样的担忧转达给纽豪斯，他们还畅想着康泰纳仕的未来。他们认为，如想要保持长盛不衰，康泰纳仕必须吸纳极富创新精神的领导人来管理旗下的不同杂志。再过去几十年中，纽豪斯和他长期的艺术总监亚历山大·利伯曼(Alexander Liberman)便发挥出了很好的领导作用。
最终，温图尔临危受命接替了利伯曼的衣钵成为了康泰纳仕的艺术总监。温图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 Vogue 杂志的主编，在时尚圈和传媒界都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温图尔现在正在考量集团的人事重组。她和康泰纳仕首席执行官鲍勃·萨尔伯格( Bob Sauerberg )为集团带来了一系列文化层面和组织架构层面的变动，这让集团内的某些员工一时间难以接受。
康泰纳仕集团旗下杂志《名利场》主编格兰顿·卡特。
“那些总是希望世事一尘不变的人活得很虚妄，”温图尔坐在康泰纳仕新总部的办公室里接受了采访，“这样的生活看似很完美。但它并不存在。”
Allure、Condé Nast Traveler、Architectural Digest 以及 Self 杂志都迎来了新的编辑。在近几个月内，GQ、Teen Vogue、Glamour、Self和Allure 也掀起了一波解雇潮。集团旗下的男性生活时尚杂志 Details 在运营33年后也遭遇停刊。
在另一个单独采访中，萨尔伯格表示，2015 年康泰纳仕营收超过 10 亿美元。集团表示，尽管旗下20余家杂志目前仍在盈利，但自从2012年以来，营收未尝见涨。而其电子业务的收入在同一时间段内增长了近 70% ，但相较于其他的传统媒体集团，电子业务收入在康泰纳仕集团的总营收中仅占到了很小的一部分比例。
萨尔伯格计划在保留纸媒份额的同时，增加电子业务的收入，主要采取的手段包括聚焦视频制作并将某些杂志版面售卖给广告商以此来增加网站流量。
不少现任员工和前员工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敏感的内部问题，他们抱怨公司对账面盈亏和网络流量过度关注。他们中的许多人承认康泰纳仕豪掷千金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但他们也认为财务状况和传媒行业的波动——前一轮媒体的嬗变造就了康泰纳仕的传媒黄金时代——并不是水火不容的。
萨尔伯格则认为最近集团的剧变对于公司的重组至关重要。他志在确保他的公司能够继续影响世界。“我位居排行榜顶端，”他说，“我拥有绝伦的竞争力。我想要赢。我想要成为最棒的。”
《纽约》杂志客座时尚评论员、前《纽约时报》时尚评论员凯茜·霍林( Cathy Horyn )认为，康泰纳仕是“一个精妙的有机体，并且历史已经证明这家公司能够和艺术总监齐头并进。”她评价温图尔“为集团带来最体制与秩序，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安娜能够迎头赶上吗?”
康泰纳仕最近几个月的决定都是由萨尔伯格做出的。但在那些就职于康泰纳仕或者旗下的公司的人看来，集团的每一个变动背后都有温图尔的身影。
除了执掌 Vogue 杂志以外，她还负责着 Brides 以及 Golf Digest 等数本杂志。她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也进一步突显。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邀请她参加了安娜·温图尔时装中心( Anna Wintour Costume Center )的剪彩仪式以及年度时装学院慈善晚会( Costume Institute Benefit )。独当一面的温图尔让我们似乎都快忘了她数十年杂志编辑的身份。
近一半的康泰纳仕员工认为和温图尔一起工作在某些时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她能够拉倒资金，她能够请到最好的摄影师、最有声望的名人和社会名流——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和她合作并不愉快。她对视觉效果有着自己的要求，倘若你做得不让她称心如意的时候，她会变得很刻薄，一些员工说道。
《纽约客》主编大卫·雷姆尼克。
当《纽约时报》记者将员工的这些话转述给温图尔后，温图尔凝视着记者，并问道《纽约时报》是不是一张不正经的小报。“拜托，”她说，“你知道的，我做事很雷厉风行。我不相信我会浪费任何人的事件。我忠于自己的想法。我也不喜欢藏着掖着。在我个人的工作生涯中，我觉得最困难的一件事莫过于你的合作伙伴没把心里的真实想法告诉你。”
当记者问道，她是否遭到过性别歧视，温图尔承认了这一点。“但在很久以前我就决定，我绝不能让其他人来影响我，”如果我的风格对某些人来说太过直接的话，或许他们应该更加坚强一些。”
她不认为她负责的几本杂志在风格和 Vogue 越来越相近，每一本杂志都有“一个专属的声音”。
从某些方面来看，温图尔和萨尔伯格完全是两类人。萨尔伯格安静且喜欢专研，他谈到业务的技术层面时头头是道，他已经在上面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其中就包括一个新的内容管理系统、电子业务的增长和更优的广告投放渠道。
他是一个高尔夫球迷，在阿肯色大学修读金融专业。在康泰纳仕工作期间，他先后担任了消费者营销主管、董事会主席，本月他又成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他并不相信员工鼓励机制，“我更倾向于雇佣那些充满干劲的人，我只需要给他们下达命令和许可，让他们去做伟大的事业。”
某些员工认为萨尔伯格更像是一个商界精英而不是一个富有创意的领导人，他认为是他的事业把他带上了这样一个方向，但他想要展现自己的更多面。“你可能认为这个人一路走来就是这样的，”萨尔伯格提到了他的教育背景，“而我的任务就是要告诉他们事实并非如此。”
在最近一封致以员工的邮件中，萨尔伯格聚焦了企业内部奖励机制和全美杂志奖提名，此外还提到了社交媒体上关于康泰纳仕创意的视频广告合集。
温图尔说，萨尔伯格与纽豪斯不同。但他对杂志也同样充满热情，他有他自己的专长领域：“每个人都能为这个职位带来一些不同。而这也并非千篇一律的。每个人都与众不同。”
温图尔还感谢了纽豪斯和利伯曼，他们总是鼓励她要敢于冒险。当记者问到运营一家正致力于拓宽电子业务和大幅裁员的传媒公司是否比先前更有趣时，温图尔的反应很激烈。
“我不喜欢‘有趣’这个词，它听起来很轻浮，”她说，“这是一项迷人的事业，同时也是对智力的重大挑战。两个时期的工作截然不同。为什么要执迷于过往呢?”
“如果我们重新拾起鹅毛笔、戴上护目镜——那种远古的纸媒印刷技术——我曾看到我父亲这样工作，”她提到了他的父亲查尔斯·温图尔，他曾是《伦敦标准晚报》的编辑，“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拜托，让我们向前看吧。”
